《中国战略观察》
2021年第7-8期文章概要
发布时间:2021-08-11
继往开来的中共百年国家安全思想
源泽
(本刊特约评论员)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我们党历代领导集体核心对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乃经长期实践升华而成,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独树一帜。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扑朔迷离,大国竞争山雨欲来;黑天鹅事件迭发,就变成了“黑天鹅湖”。产业链与供应链、海上通道与海外利益等领域不安全因素增多;不少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严重,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空前迫切。总之,发展环境和条件变了,但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安全能力尚有差距,国家安全体系短板较多,若不能统筹兼顾,中华民族从将强未强向全面强大的飞跃或遭严重威胁及致命颠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也自然不会一成不变。”但五大发展理念的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

        “国之大者”,善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善于统筹国家安全维护和塑造,善于统筹社会政治稳定常态维护和应急处置,善于统筹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善于利用实力影响,推进经济高水平自立,追求经济高水平自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在“强起来”的新征程上,我们还须攻克“娄山关”,飞夺“泸定桥”,亦即坚决保卫发展利益、发展潜力、发展空间、发展格局及发展道路。

精准扶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实践
杨宜勇 池振合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池振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2007年,我国将农村绝对贫困线由每年100元/人提升到每年1067元/人,这一调整使得绝对贫困率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农村绝对贫困。根据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实际情况,我国于2011年再一次提高农村绝对贫困线,由每年1067元/人提高到每年2300元/人。按照新的绝对贫困线标准测算,2011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率为12.7%,我国仍然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居民处于绝对贫困之中,没有分享到我国经济发展成果。为了彻底消除农村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完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贫困治理方略。

        精准扶贫政策在全国农村地区的实施,特别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有效推动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和绝对贫困率下降。截止到2019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经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551万人,贫困率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2019年的0.6%。2020年,农村全部绝对贫困人口脱贫,在人类发展史上第一次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

        二、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绝对贫困治理大体经历制度改革减贫、经济增长减贫和精准扶贫三个阶段。

        三、精准脱贫的历史意义

        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实践,证明了其先进性和科学性;精准扶贫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开启了人类发展新纪元;精准脱贫标志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的里程碑;精准扶贫推动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四、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创举

        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制度为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提供支点,是实现精准脱贫的制度保障;国家财政纵向转移支付是精准扶贫的资金基础;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助力农村全面脱贫;扶智提升扶贫对象价值观和世界观,是精准扶贫胜利的思想保障;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实施扶贫开发,提升精准扶贫实施效果

        五、未来我国反贫困的方向——向相对贫困进军

        虽然绝对贫困已经被彻底消除,但我国城乡依然面临相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是指居民拥有的资源不能维持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状态。相对贫困线制定方法一般包括预算标准法、社会指标法、扩展线性指出系统法和收入法,其中收入法在贫困研究中使用最为普遍,它以收入集中趋势的一定比例或者居民收入分布中最低一定比例居民的最高收入作为相对贫困线。从定义及相对贫困线制定方法看,相对贫困是由收入差距所决定,所以未来我国城乡扶贫攻坚的重点是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来消除相对贫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消除城乡相对贫困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加大对低收入老年人的收入转移支付。2.实施农村振兴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发挥其收入差距调节作用。

试析颜色革命反复爆发的原因及警示
李庆四 许鸿波
(李庆四,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许鸿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苏联的突然解体,宣告着美国在这场持续几十年的冷战中笑到最后的同时也标志着世界格局再次发生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度占据上风。如今虽已过去30年,但冷战余温仍在直接、间接影响世界,其中之一便是西方对作为前苏联组成部分的独联体国家以及当年美苏争夺的更广泛的“中间地带”如中亚、中东、东亚、东南亚等地区文化渗透并致力于推翻政权,以建立更符合西方利益的政府的行为。从玫瑰花革命到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到东南亚国家的暴动再到2021年以来突尼斯一系列军警与示威者爆发冲突导致中东局势再次紧张,颜色革命逐渐成为非西方国家的梦魇,对当事国产生一次又一次冲击和伤害。

        在独联体颜色革命发生17年、阿拉伯之春发生10周年、又逢古巴爆发类似运动之际,本文探讨颜色革命反复爆发的原因及影响,分析大国背后的博弈,展望其未来走势及警示,尤其考虑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必将以包括颜色革命在内众多手段寄望于“堡垒从内部攻破”的潜在威胁,由此提出本文的问题:为什么在了解并遭受颜色革命危害后,颜色革命仍会反复发生?不仅发生在不同国家,而且在同一国家继续进行?究竟是内因还是外因在起作用?颜色革命爆发又对当事国及世界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考虑到独联体颜色革命及其后阿拉伯之春波及国家之多,国家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共性,为保证内容平衡与代表性,本文将以典型案例为原则进行叙述。

        一、颜色革命的定义、进程及特征

        (一)颜色革命的定义

        颜色革命是西方势力借助目标国政局不稳、民心不齐、国内政治经济各方面问题严重且发展缓慢,并声称总统或议会选举存在舞弊行为或某起事件对目标国造成社会不良影响为契机而直接或间接资助目标国人民(反对派)发动各种抗议及示威游行活动,旨在利用目标国民众对现任政府累积起来的不满情绪,影响甚至推翻政府,改变政权性质,建立亲西方的所谓民主政府的颠覆活动;爆发区域一般集中在独联体国家、阿拉伯世界及部分东南亚地区,因其时常以某种颜色或带颜色的事物为标志,故称其颜色革命。

        (二)颜色革命的进程

        颜色革命发生的流程一般是:目标国内的反对派一方面对政府现状不满;另一方面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引导,以追求民主政治为由,宣布国内选举结果存在舞弊等违法行为,因而拒绝接受选举结果,随后发动群众进行抗议和游行示威,要求政府下台并重新进行选举以最终获得领导权。当抗议运动未受到政府重视或遭到政府打压时,反对派便采取有限暴力行动,冲击政府,暴力夺权。

        (三)颜色革命的特征及内在联系

        无论是独联体颜色革命还是紧随其后的阿拉伯之春等,都普遍具有几大特征:1.对象国内部存在相似问题;2.颜色革命爆发国的地理位置与大国博弈紧密相关;3.颜色革命爆发背后都存在西方对反对派的支持。几大特征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政局不稳与经济发展缓慢通常都在颜色革命爆发国相伴出现,政局不稳使这些国家无暇经营对外关系。

        二、颜色革命爆发的内外驱动力

        颜色革命爆发背后的内因主要是国家治理效能低下、社会与民生问题及历史遗留问题等导致各种矛盾频发,民众对政府彻底失望,挤压的怒火爆发。而无论是非暴力运动思想的推广、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干涉以及新媒体兴起和运用,都表明外因作用不可或缺,正是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颜色革命在类似环境的国家中重复爆发成为可能。

        三、颜色革命的影响深远

        1.颜色革命对当事国的影响。对对象国而言,颜色革命爆发并未妥善解决相关问题,相反多数国家甚至比颜色革命爆发前受到更大冲击,颜色革命带来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西方媒体宣传的通过颜色革命带来民主进步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

        2.对国际格局的影响。颜色革命发生对大国关系及国际格局的塑造是一种冲击和考验。无论是中亚还是中东,对中俄来说都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这些地区的动荡不仅对中俄边境地区造成了不确定因素,还直接或间接地构成威胁。

        四、颜色革命的未来及警示

        总之,从外部环境看,颜色革命在中亚、中东、非洲特别是中国周边都存在再次爆发的可能性,而这些国家多数又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地区相吻合且都与中国海外利益联系紧密。为此,在加大与他国交流尤其美国盟友的联系以避免形成联合反华局面的同时,要特别防范颜色革命在与中国联系紧密的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柬埔寨及中亚等地发生。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应与有关国家沟通,学会先发制人,提前把颜色革命苗头掐灭。这需要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做好防范及应急准备,做好相关风险和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以尽可能将损失最小化。

对巴以冲突的冷思考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2021年5月22日,持续11天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停火,但对于巴以双方以及整个世界来说,都没有轻松的感觉,更无对持久和平的奢望。停火后苦涩的和平似乎只是此次冲突与下一轮冲突之间的间歇,巴以关系尤其是屡遭以色列军事重创的加沙地带,俨然已经成为一座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活火山。

        自2000年以色列总理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美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的无所作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三者之间的复杂矛盾不断趋紧,都使巴以和谈陷入了困局,而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则进一步导致巴以问题在中东事务中日趋边缘化。

        2009年、2014年、2021年三次较大规模的加沙战事都遵循了相同的逻辑:以色列在犹太定居点(背后核心是领土问题)、耶路撒冷等问题上的激进行为为哈马斯的激进反应提供口实;以色列不仅对哈马斯做出数十倍的报复性打击,同时也使巴以和谈的环境荡然无存;而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巴以和谈基础的颠覆性破坏,更使巴以和谈的国际环境遭到致命打击。

        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是巴以和谈的基础所在,亦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是,残酷的现实在于,巴以关系已经陷入了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怪圈,追求和平的理性总是被激进和暴力的冲动所取代。尽管笔者对此也深感困惑,但还是试图从近代以来国际与地区格局演变的视角,对巴以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逐步被边缘化的过程进行分析,并对导致巴以问题困境的原因进行思考。

国际与地区格局的演进与巴以问题的复杂化

        把巴以问题放到一战以来国际格局演进的进程中加以观察,可以发现巴以问题是近代以来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演变的产物,而每次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都导致了巴以问题的复杂化。

        (一)一战至二战期间:英法瓜分中东与巴勒斯坦问题的缘起与易手。

        (二)冷战时期前期(1945~1979):美苏两大阵营在中东的对抗、四次中东战争、埃及与以色列建交与巴以问题的复杂化。

        (三)冷战中后期(1979~1989)冷战体制松动、美苏在中东均遭遇深刻挫折、阿拉伯世界分化、哈马斯产生标志着巴勒斯坦内部发生分化,都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四)海湾危机到“9.11”事件(1990~2001):美国确立中东霸权,中东和平进程虽曾取得重大进展,但最终功亏一篑。

        (五)从“9.11”事件到“阿拉伯之春”爆发(2001~2011):在小布什时期美国中东战略转向反恐,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寻求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走向江郎才尽。

        (六)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美国谋求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地区主要阿拉伯国家核心关切转移,导致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而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严重倒退为新的冲突的爆发不断累积条件。

对巴以问题陷入困境的几点冷思考

        (一)大国关系陷入僵局、大国协调失灵是巴以问题僵持难解的国际体系根源

        (二)矛盾丛生的地区格局和盘根错节的地区大国关系无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

        (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不断衰落是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的根源之一

        (四)巴以冲突已成为以色列、巴解组织和哈马斯之间难分难解的“三国演义”

        (五)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不成熟使巴民族解放运动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

        (六)泛伊斯兰主义能够向巴勒斯坦提供一定支持,但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中美关系视角下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演进及未来展望
王建民.王浩隽
(王建民,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王浩隽,闽南师范大学学生)

        今天我们谈及台湾问题,多半时候总是聚焦于岛内两大政党及部分专家学者,和在中美关系大环境下对该问题的看法,以至于我们时常会将海峡两岸和大洋两岸分开来看。事实上,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始终是绑在一起的,是相互联动的两个机械装置,是互相影响,联系紧密的。换言之,现在我们所广泛定义的“台湾问题”,即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两片区域分别由两个政权统治、并且造成两岸实质上分裂局面、在曲折发展中寻求国家统一的问题,就是由美国一手炮制出来的。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远东战略小组。鉴于日本当时以台湾为基地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并以此为中转站从南洋运送战略物资,远东战略小组便于1942年初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建议美国攻占台湾、以建立军事基地,后来改为计划借由“国际共管”的方式,实际将台湾纳入美国控制。但是,这一提案遭到了当时中国各界的共同反对。基于来自中国的压力,美国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并且在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明确指出将满洲(东北各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而后在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再一次写到“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两份文件同《中国对日宣战布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一起,构成了中国对于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具有明确主权的法律依据,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成为中国对台湾拥有合法主权、对抗“台独”思想的有力法律武器。但是,美国的政策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而出现了变化。

        一、冷战前期:从扶蒋反共台湾问题国际化

        在“扶蒋反共”“袖手旁观”之后,出于美国维护自身势力的考量,杜鲁门政府1950年发表“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声明。自此两岸问题便和美国始终捆绑在一起。从《旧金山条约》的签署始,美国开始将台湾问题逐渐放在国际框架内讨论,将两岸关系看作如同东西德国、南北朝鲜一样的关系,并以此屡屡以此要挟中国。

        二、中美建交前后的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与策略

        二十世纪70年代,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丝转机。《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合称为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之间面对台湾问题事务是解决分歧的根本准则和法律依据。但是,美方一方面签署了联合公报,另一方面以国内法和“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对盟友的承诺”等理由,继续向台湾地区出售高技术武器,名利暗里支持“台独”势力,提高美国驻台湾机构的待遇,屡次违反三个联合公报准则和精神。这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和台海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三、1996台海危机以来的美国对台政策

        1988年,台湾政局进入了李登辉时代,台湾当局逐渐背离原来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一时刻,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以李登辉访美而引发的1996年台海危机。自2016年,伴随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和蔡英文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再一次出现了变数。2020年至今,美国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持续性部署军事力量,数次组织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加大了对中国的对抗程度。另一方面,蔡英文在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继承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路线,持续性地推动“去中国化”,修改教科书,制造社会舆论,妖魔化中国;同时,对大陆不断发动间谍战、网络战,甚至深度参与2019年香港暴乱。同时,美台之间相互勾结的程度也日渐公开化。美国的一系列言论和政策,逐步背离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更为岛内分裂势力助长了气焰。

        四、中美大博弈新形势之下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观察

        (一)美国在博弈中“台湾牌”的综合打法

        (二)美日安保体系下日本介入台海问题的可能性上升

        (三)战争还是和平,这是个问题

        台湾当局开启“去中国化”进程以来,其年轻一代民众对于“一个中国”的认同度逐年下降,伴随老一代台湾人的去世,这种“天然独”思想人群无疑会增多,给日后统战工作带来困难。同时,大陆群众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战、香港暴乱、抗击新冠疫情等事件后,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度和支持度大幅上升,对于台湾岛内对大陆的各种侮辱性言论和崇洋媚外的态度,自然是无法接受;加上看到大陆内部惠台政策产生了“越惠越独”的奇观,和台湾居民在大陆部分地区所享有的一系列高于大陆普通居民的特权,使得大陆群众对“和平统一”越发不满,主流民意趋向于武力统一。

        目前大陆的一系列行动和政策方针也逐渐向以武促统靠拢,但总体上仍然遵循暨有对台大政方针。目前来说,主动权掌握在大陆一方,未来两岸将会以何种形式进行统一,不仅仅取决于大陆的对台大政方针,还取决于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冒进程度与外部势力的介入程度。大陆期待和平统一,但绝不会放弃任何非和平的方式。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重大意义》
俞邃
(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于2001年7月16日签订,为期20年。习近平主席6月28日下午在北京同普京总统举行视频会晤,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延长五年,并有望更新并增添新条款。这是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的重大标志。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的20年,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条约的生命力越来越得到彰显。适逢美国为挽回世界霸主地位颓势、疯狂推行以反华、反俄为主的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之际,我们很有必要来认识和评估一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历史贡献和深远意义。

        一、条约产生的背景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的时候,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后将近10年时间。中俄之间出于各自的内外需要,两国关系的热度不断上升。从根本上说,中俄发展两国关系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稳定的思想基础、深厚的物质基础以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广泛。因此,在2001年形成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二、条约的核心内容

        第一,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第二,尊重各自国家的核心利益。第三,谋求国家发展,倡导平等互惠原则。第四,为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发展,承担国际义务。

        三、条约的重大贡献

        第一,条约将中俄全面合作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第二,条约树立的结伴不结盟的创举,足以影响当今世界整个国际关系。第三,条约吹响了打破美国单方面主导国际旧秩序的号角。第四,条约为加强和巩固上海合作组织起到规范作用。第五,条约有助于中国的统一大业。

        正如习近平主席6月28日在与普京总统通话时所指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今天的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固,经得起任何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战略协作富有成效,有力维护了两国共同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发展遭遇多重危机背景下,中俄密切合作,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正能量,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地缘政治中不可能三角现象研究
曲强
(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一、从地缘政治讲到地理政治

        地缘政治这一概念主要根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将国与国之间各自所处以及邻近相交的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因此又称为“地理政治学”。

        地缘政治的内涵,并不应仅仅窄化为研究地理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而已。研究地缘政治,正如这门学问另一个名称所揭示的,“政治地理学”不能忽略的几个基本要素应是:1、一国地理地形条件决定了该国适合什么样的经济模式;2、经济生产交换模式决定了该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模式;3、政治经济长期迭代,决定了该国的文化模式;4、文化反过来更加强化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模式;5、并且由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决定了他与周边国家的相处方式。

        比如,今天的西方主导的政治文化是起源于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治。雅典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型贸易经济体,贸易的生产方式让雅典必须重视法律产权;必须有自由民制度,做到大部分人有平等的公民权。但是这样的文明在古希腊并没持久下去,它还是与别的国家接壤,要时不时应对来自内陆国家的战争压力。

        二、岛屿地理完全独立选举政治

        英国是一个完全的海岛地理特征国家,处于这种地理位置的国家,可以更低频率地面对来自周边国家的压力,可以更少耗费精力用于协调邻国关系,更多情况下只需通过挑动内陆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平与亲疏关系,甚至在他国矛盾中获利,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稳定性,专注国内事务,稳定贸易通商,并用贸易和劫掠而来的资本专心发展好自己的技术和产业即可。五眼联盟(美、加、英、澳、新)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同一种体系。他们都十分热衷于输出自身政治文明。但包括英美国家自己在内,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政治制度是跟“五眼联盟国家”的地理特征高度匹配的,在其他地理地区则不一定能行得通。

        从殖民时代开始,如果一地不环海,盎撒白人就一路武力扩张到能有海边为止:到北美后一路向西向南向北扩张;莫卧儿印度也并非像今天是一个三面环海、背有喜马拉雅山的地理半孤立的次大陆国家;英国人在大洋洲、非洲的扩张;英国人清末到达中国也是先占据地理独立的香港岛。起源于英国岛屿的盎撒白人,地理上如果没有山海天险分隔,本能的就会觉得不安全。如果他们前往殖民的地方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当地比自己远要弱小的异族文明,要么征服同化,要么驱赶杀光;如果对方的文明程度与自己相仿,则退一步在当地附近找个岛屿基地,然后对整个地区继续玩“光荣孤立”的多国平衡游戏。总之,卧榻之侧不能容他人鼾睡。

        如果没有岛屿状的地理环境,基于英美文化的选举政治制度就无法良好地运转下去。岛屿地理环境是保持选举政治制度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没有这种地理环境,古希腊人注定要面临来自内陆的挑战而失去自我,独立自主的政治在存在内部分离里的情况下注定无法保持。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几千年一直在中国影响下,但没有受中国的统治;同样,面对地区霸权印度,周边小国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都不得不低头受气,唯独斯里兰卡傲视不与之沆瀣屈服印度;美国虽无比强大,但眼前面仍存在顽固的古巴誓不低头。这都与地理因素有明显关系。

        三、没有岛屿地理还能搞英美选举政治吗?

        当今的英美选举制度,直到二战之前都并未在整个欧洲普遍存在过。二战把大家的制度全打碎了。二战后英美选举制度在西欧能普遍施行,并非西欧各国自然发展选择的结果。更多是由于美国的控制与支持。战后西欧各国成立欧盟等机制事实上把西欧的国境地理环境变成了一个接近于半岛的状态,因而更加有利于新的英美政治制度发展。

        没有“岛屿”的地形和文化无法实现英美选举政治,这几乎成了定式。一旦搞两党多党制,就必然产生民族内部矛盾。而一旦内部矛盾没有“岛屿”的隔离,外族(外国)就会进来利用该国的既有矛盾来搞乱其国内政治。两党中的弱势一方,很可能就需要寻找境外帮手,至此各国国内独立不受干扰的选举政治就难以为继。要么陷入割据纷争,要么寡头坐大。当下的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如果失去美国在千里之外的支持,在其各自所处的复杂地缘环境下将更加频繁的遇到危机。当然,即便有了类似“岛屿”地理环境,如果地理和资源体量太小,战略回旋空间有限,或者身旁的大国相对力量过于强大,选举政治一样玩不转。古巴、巴林、卡塔尔等就是例子。

        四、岛屿政治一旦上陆能行得通吗?

        本研究把“英美选举制度”“全部主权独立(政治、军事、经济权)”、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三个目标,称之为现代“非岛屿类国家的不可能三角”,即一国最多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个目标。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属于地理上的“非岛屿”国家,要么可以实现“选举+经济”的发展,但牺牲一部分的“自主独立”;要么实现“选举制度+自主独立”但无法做到“经济”高速发展;要么做到了“自主+经济发展”,但是无法做到纯粹的“英美政治”。

        美国非常聪明,很少吞并非岛屿类的海外领土(占领的都是关岛、夏威夷等战略岛屿),甚至主动放弃了所拥有的地缘环境复杂的殖民地,如菲律宾。并且由于深知岛屿国家的巨大自主性,因而一直拒绝让盟国日本拥有军队,并牢牢把握着日本的国防。这与对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态度迥异。美国不愿意让自己成为一部分“陆地”属性的国家,让自身陷入复杂的地缘环境,进而影响到自己现有的政治体系,从而失去自我。因此,它往往选择“帮助”他国采用自己的选举制度,让别人获得“选举+经济”两角而让渡“自主独立”,从而对美国最有益处。至于安全问题,租借并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就可,而无须搞吞并他国。明治后的日本在这方面就吃过大亏。

        最初明治时期的日本帝国本来坚定的以大英帝国为学习榜样,想做一个光荣孤立的岛屿帝国,但在军部的少壮派民粹军官崛起后,日本日益忘记了自身的战略地缘条件和政治文化,开始迅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非岛屿”的内陆地缘国家。瞬间卷入了、苏、中、英、法、美的多边矛盾。而战后的日本,则重新回到了“岛屿”政治的老路上。

        五、结论

        岛屿不一定是确保成功的政治条件,许多岛国也没有走向成功。岛屿的地理体量、战略空间、资源禀赋、岛屿民族的文化依旧在发生作用。具体的联系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岛屿也不是永恒的政治堡垒。如近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令英美制度成功的其实很大程度不一定是制度设计本身,而是“岛屿”地理所延伸出的各类综合要素。但病毒可以无视这些因素,一旦进来就可以尽情传播,英美制度的内在弱点也就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其社会内部的是存在长期天然分裂的。这都是现代人类政治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

棉花军舰——美国诱友加注策略评析
张一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副研究员)

        自特朗普总统执政后期起,美国已出现从相对衰落向绝对衰落过渡的趋势。所谓“相对衰落”是指外部力量迅速崛起,使发展速度较慢的美国被赶超,但其内部运转依然良好;而所谓“绝对衰落”则是指美国内部危机蔓延,并在短期内难以扭转困难局面,进而丧失有力支配国际事务的能力。

        在拜登执政期间,如果美国要继续以大国竞争作为战略常态,维持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霸主地位,则必须系统化、长期化借助盟友、伙伴国家的力量。在独自无力完成战略目标之际,借助外力本不足为奇,但拜登政府却采取了一种极不易被察觉的独特借力方式。若以策略思维组织并观察拜登执政以来美国推出的各类外交文件及具体政策,则可发现其总体战略设计思路。

        拜登政府对盟友、伙伴国家外交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策略原则而在于具体策略操作。在多边机制的框架内和民主价值观的支撑下,拜登政府在实操层面既没有像两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等待友国家向美国求援,也没有像冷战那样直接强迫友国与另一大国对抗,而是采取了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引诱友国逐渐加入美国对中国的高级政治竞争,并支持美国。一方面,美国希望最终可以团结盟友、伙伴国家,在与军事、安全、地缘政治相关的高级政治领域全面压制中国;另一方面,考虑到第三方国家可能不愿或不能直接参与美国对中国在硬实力层面的发难,且世界和平仍是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愿望,美国要先从低级政治领域采取措施,使盟友、伙伴国家无意识地与美国发生深刻利益捆绑,最终在高级政治领域不得不与美国站在一边。

        鉴于直接要求与中国有巨大利益交集的盟友、伙伴国家在现实利益、军事安全与政府外交等层面迅速与中国对立,难度较大,拜登政府的策略是以身份认同、国际合作、社会参与等方式引诱盟友、伙伴国家逐渐与美国利益深度融合,直至无法脱身,最终得不得服从美国更深刻、更现实的战略目的。该策略的核心特征是从无形的、争议较小的、社会参与较多的领域开始加深盟友、伙伴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最终撬动其有形的、争议较大的、以政府为主的国家间合作,正如引诱友国不断加大与美利益捆绑和对华战略投入,待其意识到“赌注”过高之时,已难以从美国“赌局”退出,悔之晚矣。

        整体而言,拜登政府从“微末处”引诱盟友、伙伴国家不断“买入”美国筹码,无形中加大了其对华战略投入的沉没成本。其“利益认同”、“激烈对抗”、“政府捆绑”等环节也已牛刀初试。但整体而言,美国的“诱友加注”策略既有较强的可行性,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从可行性来看,首先,由于从距离高级政治“较远处”开始经营与盟友、伙伴国家的关系,美国的终极目的比较隐蔽,策略迷惑性较强,容易使第三方国家误认为其对美关系的处理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其次,该策略在短期内确实有可能使第三方国家在其利益关注处获益,符合历史上美国标榜的自由主义路径特征,不易激发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再次,拜登政府从高级政治的边缘处经营对外关系,比较容易获得国内支持。最后,通过“诱友加注”策略,美国获得的对盟友、伙伴国家的影响和驾驭能力只能在中长期时段内显现,且“是否会将合作引向高级政治领域”高度依赖于美国主观意图,其他大国无法证明其最终目的,很难有针对性地予以应对。

        从缺陷来看,“诱友加注”策略本身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弱点,既体现在其策略原则,也体现在其执行难度。首先,特朗普已将美国真实的决策方式、政策目的、价值取向、霸权诉求完全暴露,其盟友、伙伴国家短期内很难重建对美国的深度信任。其次,“诱友加注”战略要求美国保持长期保持物质投入和政策稳定,这对当下的美国而言难度较大。再次,中国政策表里如一、稳定强劲,既不谋求争夺世界霸权,也不逼迫第三方国家“站队”,更有利于树立国际威信。最后,假如一定条件下,美国该策略获得某种成功,则前期盟友、伙伴国家在身份价值认同、温和合作议题、社会力量动员等方面的“加注”越多,后期美国提出利益分配方案、激烈对抗要求、政府捆绑行动等诉求时,这些国家感受到的被欺骗感越强,政策反弹的可能性越大。

        美国希望中国的战略注意力被分散,战略环境被恶化,战略空间被压缩,并因此采取“由远及近”、“由软及硬”、“由和及战”的方式发动盟友、伙伴国家,使其最终在高级政治领域和美国一致对华发难。但是,美国越希望中国偏离目前的发展轨道,则越证明中国坚持当下发展模式的必要性;美国越希望中国的发展因激进而损耗,或因怠惰而停滞,则中国越应该保持战略理性和心理平衡。

        美国发动第三方国家对华发难的能力有限,周期漫长,中国既无须按照冷战模式,主动采取某种策略与之“争夺”其他国家;但也不能对其此类阳谋完全听之任之;而应以超越权力平衡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创新外交模式,在主观上秉持和平发展的理念,在客观上使对华友好的国家及其他国际行为体自然获益,以此达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外交效果。在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与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在总体原则方面,应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破除零和博弈氛围,不要求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站队”,始终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推动国际社会民主化。在地区建设层面,应积极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坚持结伴不结盟,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和合作不附带政治经济条件,充分尊重他国战略独立性。在外交机制方面,应在国家外交的基础上加大对政党外交的投入,这既有助于从新主体打开局面,也有助于自然澄清美国对中国政党的抹黑,为破解美国从“棉花”到“军舰”的层层递进策略创造条件。

《数据安全法》吹响我国建设数据强国的号角
洪延青 邹邵坤
(洪延青,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邹邵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

        2021年9月1日,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主导并直接推动的《数据安全法》即将正式生效。《个人信息保护法》也预计将于近期通过。从全球的立法经验和文本现象来看,专门的数据安全立法模式,即将《数据安全法》与《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法并行,是颇具中国原创性的制度实践。

        在此背景下,滴滴在赴美上市后短时间内遭遇的来自我国主管监管部门的一系列措施——从被通报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被下架,到被启动用于保障国家数据安全的网络安全审查而被迫暂停新用户注册,再到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七部门联合进驻滴滴,事实上标志着我国的网络安全工作,从技术安全、内容安全,完成了对新维度的拓展——数据安全。这样一个历史性新阶段,既来自于对网络安全认识的内生性演进,也同时孕育于深刻且激烈的国际战略竞争压力。

        我国《数据安全法》并非局限于技术安全问题,而是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数据安全,意图通过数据安全法一部法律完成欧美等国家或地区多部法律协力完成的对数据综合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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