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观察》
2020年第11-12期文章概要
发布时间:2020-12-20
开启新征程新格局 追求高质量高品质
杨宜勇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前不久召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既统一了未来五年发展的基本思路,开启新征程,追求新格局,又描绘了未来五年发展的美好前景,经济高质量,民生高品质。

        一、开启新征程:顺势而为,全面升级

        进入2021年,我国将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性跨越。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3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分两段来安排:第一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继续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继续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新格局:迎接挑战,争取主动

        新理念、新阶段和新形势必然催生新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十四五”期间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三、高质量:努力创新,占领高地

        高质量发展是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3月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围绕着高质量发展,提出深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9大部署。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规划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四、高品质:改善民生,增进公平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高品质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未来五年,必须大力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全面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民生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

量子科技的发展和影响
黎常
(本刊特约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第24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指出,近年来,量子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加快发展量子科技,对促进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科技巨头相继宣布在研制量子计算机领域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美国谷歌公司等科技企业在2015年宣布,它们研制的“D波”(D-wave)量子模拟机对某些问题的求解速度已达到传统计算机的1亿倍。虽然它并不被认为已经是真正的量子计算机,但已经显现量子计算机的巨大潜力。2017年底,美国IBM公司宣布推出全球首款50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领域的竞争进入关键阶段。2018年1月,美国英特尔公司宣布正在研制49量子比特的测试芯片,而谷歌公司已推出72比特的量子计算芯片“狐尾松”。有观点认为,如果量子计算机能有效操纵50个左右量子比特,一步就能进行2的50次方运算,实现所谓“量子霸权”。谷歌公司团队2019年10月宣布已成功演示“量子霸权”,称其开发的一个量子计算系统花费约200秒完成传统计算机需要1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9年8月18日发表该报记者珍妮·惠伦一篇题为《量子革命即将到来,中国科学家走在前沿》的文章介绍:“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49岁的潘建伟领导着由130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2017年,《自然》杂志将他选入年度十大科学人物,称他“加速了中国在量子技术方面的努力”。2019年夏天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潘建伟详细介绍了中国是如何利用量子比特(通常是原子、电子或光子)保护其通信免遭黑客攻击的——这是中国似乎领先于西方的领域之一。潘建伟等中国科研人员正在不断取得成果,在光与冷原子系统、超导系统等多种量子计算技术路线上同时发展,希望在未来10年实现上百量子比特的纠缠。他说中国的量子计算就如“春笋”,“我们的爆发式增长也已到了相变点”。潘建伟2020年10月19日发表文章表示,量子科技是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领域必须将创新主动权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切实增强资金使用效益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魏义方   杨宜勇   何 倩
(魏义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杨宜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何倩,文化和旅游部机关服务中心)

        一、公共文化财政投入现状与特征

        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公共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体现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设施网络基本形成,公共文化供给与群众文化需求基本匹配。

        (一)投入总量持续较快增长

        (二)占比下降趋势初步扭转

        (三)财政投入结构不断优化

        二、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一)效率阶段分化显著:“养机构、养人”不如“养服务、养事”

        (二)区域绩效差异明显:薄弱地区资金使用效率尚未与投入同步提升

        (三)基层供给能力不足:重硬轻软、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存在结构失衡

        三、增强公共文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对策建议

        (一)以“养服务”创新优化投入方式

        一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式上,加快由“养机构、养人”向“养服务、养事”转变。二是宣传推广先进地区的有益经验做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二)以“双基”为重点完善投入机制

        一是完善公共文化领域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增强基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财力保障。二是推动优质服务资源下沉,提高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可持续性。三是健全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和反馈机制,促进服务供需匹配。

        (三)以信息技术助力提升投入效益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艺元
(久安智库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领“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和实践指导性。2017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九次代表大会正式将“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将“一带一路”倡议明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动实践和方法路径。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伟大现实意义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外交实践的继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思想的传承,也是外交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创新。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重大问题,明确了新形势下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战略策略、机制保障,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新中国建立70年来外交大政方针和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过去300多年来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超越,是指导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行动指南。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2018年6月22至23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十个坚持”。第一,“十个坚持”是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金钥匙。“十个坚持”全面阐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主要路径和根本保障。一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做好对外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是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新时代赋予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三是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总目标。四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这是新时代对外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要求。五是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六是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外交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七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内涵。八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努力方向。九是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是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对当代世界的认识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拥有十大优势的美国缘何抗疫“战败”,实乃“失败国家”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这场新冠疫情危机凸显美国体制缺陷和美式民主失败。美国再次处在“十字路口”。疫情将美国纸老虎的一面暴露无遗,仍然在全球拥有十大优势的唯一超级大国,抗疫失败,表明这是一个“失败国家”。

        (一)继续是世界最大粮食出口国

        (二)美国欲实现石油共给独立及控制全球油市

        (三)水资源丰富

        (四)美元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基石

        1. 美国控制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

        2. 美国向各国征收“铸币税”

        3. 美元主导全球贸易

        4. 美国控制国际支付系统

        5. 美国进行“钱生钱”投机炒作从中牟取暴利

        6. 美国是最大的货币操纵国

        (五)继续增强军事实力和扩军备战

        (六)美国拥有720家国家实验室和200家生物实验室

        (七)美国拥有5000多所大学

        (八)大企业控制国内财经和全球产业链高端

        (九)基础研究是科技强国的基石

        (十)美国“站在巨人肩膀上”成为科技强国

        美国拥有上述诸多优势和条件,却是新冠确诊病例最多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抗疫失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美国体制的深刻缺陷

        《纽约时报》评论员塞恩·斯蒂芬—戴维沃威茨在进行大数据分析之后发现,以美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婴几潮期间出生的大约3700万名男性从政情况来测算,国会参议员之子当参议员的几率比普通人高8500倍;州长之子当州长的几率则比普通人高6000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对美国1981年至2002年实施的大约1800项政策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美国已沦为少数权贵控制的“寡头政体”!

        (二)经济金融化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经济金融化和实行“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导致美国收入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房地产大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报答给富人和企业的资金并没有被用于再投资,也没有被用来提高工资,而是用于资助收购股份计划,这就把钱放到了已经很富裕的美国人的口袋里。2020年6月20日,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金成隆一采访时指出,在美国,30年前也存在不平等,但从未像如今这样严重和极端。

        (三)新冠危机是美国民主的失败

        在疫情、经济、种族三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特朗普既把疫情问题抛在身后又不着手缓解种族不平等问题,他仍把主要精力集中与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恶斗。

        (四)全球霸权地位和影响力急速下降

        特朗普政府执政4年间,实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挑起全球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和金融战;刮起了“退群”风潮,相继退出“巴黎协定”、“伊核协定”、“中导协议”和世界卫生组织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全球霸权和影响力急剧下降。

百年大变局中的中拉关系*
江时学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最近二三十年,中拉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百尺竿头,还应该更上一层楼。中拉双方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积极利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的良机,大力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国应该恰如其分地从战略高度认识拉美,努力消除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形象的伤害,积极寻求中拉整体合作新思路,妥善应对拉美政治的“钟摆”现象。拉美国家应该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在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消除其对中国的误读、误解和误判,并要努力改善其投资环境。由于双边关系是双向的,因此,除了各种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外,中拉双方还应该齐心协力地采取一些步调一致的措施。例如,双方要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推动经贸关系,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在拉美的延伸,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国因素”对中拉关系的影响,使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各种不同称谓的伙伴关系为推动双边关系作出更大的贡献,并要努力加强中拉双方相互认知。

中日韩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及未来前景
葛建华
(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所研究员)

        智慧城市是2019年东亚有关城市治理的热门话题,即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到城市中各行各业,从而实现城市的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和有效运转,其目的是缓解“大城市病”,提升城市管理成效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2019东亚各国争相布局智慧城市建设,都在结合各自国情围绕智慧城市建设做出了相关努力。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智慧城市建设进入了快车道,中日韩三国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解决大城市病上卓有成效,同时正在努力探讨三国在第三方加强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强调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有关国家治理的一系列的新理念。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为城市治理智慧化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智慧社会”概念。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智慧社会的认识和共识,强调智慧社会是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社会,是高度被感知的社会、是高度互联互通的社会,是高度数字化和被精准计算的社会,是高度透明、高度智能化的社会。

        自2008年1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之后,引发了国际有关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目前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达1000多个,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东亚及南亚部分国家。据美国弗罗斯特-沙利文公司预测,世界智慧城市相关市场规模到2025年将达到2万亿美元。新加坡、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在建设智慧城市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比较稳定,这里有大量的人口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大城市群。在东亚范围内,中日韩三国的大量城市正大进行智慧城市建设,推出自己的计划。东亚的城市普遍面临着人多地少的问题,人们不断向城市大量聚集而引起的“城市病”,导致交通拥堵、犯罪率上升、城市资源消耗但同时,地理上灾害频发、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致使东亚国家很多地方政府愿意并积极投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期望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快速解决城市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困难。如何进行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发展中的众多矛盾,成为各国政府研究解决的战略问题。为此,东亚国家都在争相布局智慧城市建设,都在结合各自国情围绕智慧城市建设做着相关努力。中日韩三国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为未来三方合作,凝结成东亚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中东的领事保护
张丹丹  孙德刚
(张丹丹,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孙德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快速蔓延,对中国在中东的领事保护提出了新挑战。新冠疫情重创中东,中东地区经济大幅衰退、失业率上升、民生困难、地区冲突再起、恐怖袭击增多等问题埋下社会和政治危机隐患,对中东地区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东地区中资企业和侨民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领事保护面临新任务和新命题。

        一、中东新冠疫情及其对中国领事保护的挑战

        中东地区长期受战争、制裁、贫穷等问题的困扰,又经历了霍乱、中东呼吸综合征、疟疾、肺结核等传染性病毒的侵袭,公共卫生体系总体上比较薄弱,普遍存在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情况,冲突治理和经济治理任务繁重,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尚未形成。可以说,除了以色列和少数海湾国家外,中东整体的医疗水平难以应对此次疫情冲击。

        二、疫情下中东地区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

        疫情下中东国家的安全威胁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叠加性,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中国海外主体面临的风险复杂多样,既可能受到暴恐袭击、社会动荡、传染疫情等传统安全风险的威胁,也可能面临“排外主义”、负面舆情等非传统安全风险。

        三、疫情下中国在中东领事保护的新理念与新机制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领事保护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可利用的资源更加丰富,中国政府领事保护能力大幅提升,不断打造由“法律支撑、机制建设、风险评估、安全预警、预防宣传和应急处置”六大支柱构成的海外中国平安体系。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建立了“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处理了一系列涉及中国公民和机构的海外重大突发事件,取得了积极成效;在联席会议机制推动下,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也建立了领事保护协调机制,领事保护机制下沉到省市级和基层,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公民“五位一体”的境外安保工作联动网络。此外,中国领事保护机制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当前的领事保护在能力建设上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内部协调机制不够畅通,法律保障不够健全,领事人员短缺,专项基金缺乏等。新冠疫情的暴发,中国在中东领事保护面临的挑战明显增多,暴露出中国开展“海外民生工程”建设的短板,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这就需要学界在全面客观评价中国领事保护机制既有成就的同时,积极借鉴他国先进领事保护经验,为构建中国在中东领事保护体系提出建设性和前瞻性路线图。

论21世纪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
孙德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截至2017年年底,与中国建立了伙伴关系的国家与地区组织共有105个。其中亚洲36个,非洲16个,拉丁美洲17个,欧洲和北美地区28个,大洋洲8个。中东地区是近年来中国伙伴国增加最多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共有包括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和南苏丹等国在内的25国,按地域可分为海湾9国、东地中海5国、红海6国、马格里布5国这四个次区域。其中,已经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有15个,包括海湾地区七国(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伊拉克、卡塔尔、阿曼和科威特)、东地中海地区两国(土耳其和以色列)、红海地区四国(埃及、约旦、苏丹和吉布提)和马格里布地区两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体现出了地域代表性上的平衡。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一,大国在中东地区塑造了脆弱的多极格局,安全形势始终具有不确定性,使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经常受到域外大国中东战略调整的干扰;其二,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同地区国家的“教缘政治”和以部落为基础的“血缘政治”相互交织,使中国的伙伴外交面临更加复杂的地区环境;其三,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以维护国家主权、建立政治友好关系、拓展商业利益、参与中东地区治理为主要诉求,双方国内各部门存在协调统筹、政策对接的难题。

        美俄等大国国内均有观点认为,21世纪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本质没有变化,冲突、对抗、竞争仍是国家间关系的主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丧失功能,现实政治(realpolitik)已重新回到世界舞台。②因此美俄将中东地区国家分成“朋友与敌人”两类,以实力求和平、以军备求绝对安全是其基本逻辑,但最终反而使自身更加不安全。中国强调不冲突、不对抗、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互利共赢,反对零和博弈、赢者通吃。

        一、中国在中东开展伙伴外交的动因分析

        21世纪以来,中国同中东15国建立了包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体现在伙伴国数量不断增加、伙伴层级的不断提高与合作内涵的不断丰富上。中国在中东建立伙伴关系,会权衡各种因素,其中对象国能力(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治稳定性)和意愿(双方经济依存度、政治友好度)是最主要的考虑。

        二、中国对中东国家伙伴外交的主要类型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中东25国分为综合性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三类,指出中国对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采取了差序化管理的方式。具体来说,中东国家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能力(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定性)和意愿(贸易依存度、政治友好度),决定了其在中国中东伙伴关系网中的地位。根据对象国的总体权重,中国对伙伴关系进行了差序化管理。本文将把中东国家分为支点国家、结点国家、重点国家和据点国家四类。

        三、中国对中东国家伙伴外交的理念特征与前景展望

        第一,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倡导新安全观。第二,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主张“以发展促和平”。第三,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有助于强化主权原则。第四,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寻求“交朋友”。第五,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奉行“软制衡”。

        展望未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也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处于安全困境中的众多中东国家希望中国在安全上能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重点仍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以避免卷入地区纷争。伙伴国的安全公共产品诉求与中国的经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还不能完全匹配。第二,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难免会受到域外大国因素的影响。第三,中国在参与中东地区安全事务中如何发挥战略伙伴国的优势,仍需进一步探索。第四,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还需在建章立制方面提高创造力。

结论

        中国建立伙伴关系源自对联盟外交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认识。在中东地区,无论是军事联盟网还是教派阵线网,本质都是集团对抗,主张泾渭分明的敌友对峙。作为社会主义新兴大国和不结盟国家,中国超越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在“结伴不结盟”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这符合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各方利益。

        21世纪,中国伙伴外交的内涵已悄然发生变化,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对象已从大国和周边国家转向中东、非洲和拉美中小国家,从双边合作拓展至多边合作,从对主权国家的伙伴外交转向对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伙伴外交,从实体伙伴转向议题伙伴。中国特色伙伴外交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在中东的双边和多边伙伴外交是21世纪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的重要内容。

“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恐情及反恐动向(续)
源  泽
本刊特约研究员

        五、非洲沦为恐情重灾区

        除国际恐怖势力染指较早及所谓“阿拉伯之春”策源地西亚、北非之外,非洲东西部的广袤沙漠及基层政权孱弱的山区农村,因“容纳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武装分子”而渐趋成为“伊斯兰国”(IS)组织招兵买马、东山再起的根据地与大本营。

        如前所述,虽然IS组织在伊叙丧城失地,巢覆蛋打,但草折根存,逢“春”即发。这股恐患余孽转战非洲,与“基地”组织联手扩张,以秘密网络形式迅速重组合兵,加快向非洲大陆渗透,现已“蔓延至13个非洲国家,且在其中至少两个国家控制了大片区域并建立了伪国家政权”;他们采取老道的流寇战术,行踪诡秘,飘忽不定,利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共“实施数百次破坏活动,残暴行径惨无人道”。据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9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显示,在全球被列为恐情“非常高”和“高”的18个国家中,有半数国家来自非洲大陆。总之,非洲大陆的东西南北中已形成恐患并起,祸乱交集格局。

        在东非(非洲之角),IS组织与索马里“青年党”(全球规模最大、最猖獗的“基地”组织网络成员)同流合污,勾连作案。在西非(萨赫勒地区),IS组织与极端组织“博科圣地”互相勾搭,悍然打出“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的伪国号。其一、布基纳法索成为恐情“燃点”—恐患初染,由稳变乱。其二、马里成恐怖活动“炸点”—暴恐不断,打而不绝。在中非(主要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极端组织公开打出“伊斯兰国中非省”(ISCAP)的伪国号。在北非,主要是马格里布地区的“伊斯兰国西奈省”(ISSP)。

        综上所述,非洲大陆或成IS组织复“国”的战略据点。恐情严峻,局势糜烂的原因错综复杂。一是一些西非国家为内部骚乱、政权更替所困,社会掌控能力薄弱,有边无防,以致边境耸动,关河不定。一些国家政府反恐意愿“缺位”,在反恐守土,安边息民上,不主动作为,放弃收复“恐占区”的尝试,任其蔓延,终不可救。二是“阿拉伯之春”春残无夏,转型迟滞;经济凋敝、失业攀升、发展落后,就重难返;外部势力干政,社会治理薄弱、枪支毒品泛滥、部族冲突难缓。三是殖民主义后患无穷,一些民族跨界居住,导致西非几乎不存在边境管控。种种原因叠加发酵,导致IS组织野心膨胀,视非洲为乐土,“亟图建立领地及自己的国家。”(待续)

台海形势巨变之下如何认识与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王建民 倪  霞
(王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倪霞,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

        两岸融合发展是党中央提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重大方针政策。近年来,中央与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政策举措,取得一定进展与成效。然而,中美关系形势巨变与岛内政局发展,特别是蔡当局在“抗中亲美”与“脱中融美”战略下,积极配合美国,抵制与阻挠两岸融合发展,甚至推动两岸经济“脱钩”与两岸文化“断链”,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带来重大冲击与挑战。在此严峻复杂形势之下,如何认识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需要有新的思维,做出新的判断,提出新的路径。

        一、当前两岸融合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与主要挑战

        (一)台湾蔡当局推动两岸经济“脱沟”的企图日益明显

        (二)蔡当局对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设置了更多政治法律障碍,尤其是建立了一套详细地遏制与阻挠两岸融合发展的法律制度

        (三)不断阻止与防范大陆资本进入台湾

        (四)岛内“反中仇中”社会政治气氛更加深厚

        二、台海形势巨变之下如何认识两岸融合发展问题

        在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同时出现重大变化形势下,如何认识与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确实需要做出科学、客观、正确的判断,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做法,既避免盲目急躁心态,又可避免消极退缩情绪,才能行稳致远,稳步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一)持续坚定两岸融合发展的正确道路与历史大趋势

        (二)坚持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符合并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

        (三)避免情绪化,不轻意使用对台“经济制裁”,避免掉入蔡当局设立的两岸经济“脱钩”陷阱

        (四)要认识到坚持与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有助于化解敌意,降低两岸紧张气氛

        (五)要了解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与政策支持,蔡当局两岸经济“脱钩”企图难以从根本上阻挡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基本发展格局

        三、台海形势巨变之下如何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一)在现阶段坚持以单向融合为主、相互融合为辅的两岸融合发展道路

        (二)以两岸经济融合为主,目前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重点之一是巩固、发展既有两岸产业链与供应链

        (三)要善于融入台湾经济产业发展经验与企业经营管理理念

        (四)积极落实现有惠台政策措施,政策要细化与具体化

        (五)要利用好现有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平台

        (六)充分发挥企业与市场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中的作用

        (七)以新理念引领两岸融合发展,为台胞融入大陆社会提供更多非歧视性的便利化措施,体现台湾同胞的主人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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