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系统阐述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回答了在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明了努力方向，从制度上为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根本保障。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总体目标是，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根本保障。重点任务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和完善成熟的定型的制度体系，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完成目标任务的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制度执行。制度执行要靠严管和监督来保障。对制度执行的监督，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等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增强监督合力，完善长效机制。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方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使命。检验全面落实到位的标准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激发了创造活力；人民群众切实有获得感，共享了转化成果。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制度执行和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需要建立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执行和治理队伍。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应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

        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近 7个月，其“震中”滚动游走，快速传染，广泛波及，给人类社会造成惨重伤害，对世界经济构成剧烈冲击，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断裂、破损，企业投资经营活动遭受沉重打击，国际力量重组、全球秩序重建。

疫情之下总需求与总供给瞬间蒸发

        此轮疫情的第一特点是，其产生、传染、扩展、变异、壮大、伤害，不以民族、国界、乃至意识形态划线，全面无差别地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堪称 “人类的共同敌人 ”。

        此次疫情危机与以往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完全不同，既不是简单的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也不是供给不足、恶性通胀型的滞涨危机，而是，因为人的活动突然静止了，导致总需求和总供给瞬间蒸发了。

美国全球大放水浸泡世界各家良田

        疫情下世界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国际价格体系受到直接冲击，神经失调。 “金、股、汇、粮、油、矿”行情剧震，原油期货价格 (WTI)一度跌入负值区。多种货币贬值，加重美元债务膨胀，新兴市场资金外流，全球债权债务平衡摇摇欲坠。

        美国为走出金融危机泥潭实施空前规模的非传统金融政策手段，全球大放水，浸泡世界各家良田，在全球范围形成空前的美元债务。

美国的保护主义割裂自由竞争的全球化

        疫情下世界经济的第三个特点是，各国政府积极采取“战时性政策”，甚至倒逼战略产业、医疗物资产业退守国内，使“企业间的全球竞争”让位于“国家竞争”，“全球产业链”收缩，转为“地区产业链”重构，发达国家央行充当抗疫先锋，“筹集战费”，实施 “公债货币化”。

        与此相伴，疫情下全球化事实上呛水熄火。美国大搞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恣意设置高关税、利用外资审查排斥竞争对手，甚至乱搞“敌对性经济安全”手法，封杀竞争对手，不惜牵连第三方责任，从资本、技术、标准上大行单边主义，使全球化命运多舛，海外投资环境骤然恶化。

海外市场大有发展空间中国产品仍具比较优势

        从全球化大趋势角度看，我们身处并受益的这轮全球化事实上是始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这是这轮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也是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没能改变全球化潮流的根本原因。今天，新冠疫情同样无法阻止全球化发展趋势。“黄河改道”，但黄河依旧，奔流到海不复还。全球化的根本趋势无法阻挡。这必将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时代条件。

        所以，从全球化的动力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分布，并不会因疫情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市场经济仍将是全球都接受的形式，“疫时”政策层面的对立，很难延续到“疫后”。

        当前产业链受到的冲击将是短期的，长期来看会得到修复。冷战后的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不得不把生产权交给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目前也没变。

        从 2019年底普京在其年度记者会上宣布可能对宪法进行修改开始，沉寂多年，已让各路俄罗斯问题专家感到乏味的俄罗斯国内政治再次进入新一轮调整期。2020年 1月，梅德韦杰夫政府总辞，原联邦政府税务总局局长米舒斯京被普京提名为新一任总理。3月，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对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二读的过程中，“统一俄罗斯”党副主席捷列什科娃突然提出在《宪法修正案》草案中加入“取消总统任期”的条款，国家杜马主席立即现场叫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表示，如宪法法院同意，对俄罗斯总统不得连任两届的限制应在新宪法通过后重新计算。这意味着如果宪法修正案公投通过，那么普京在 2024年结束本届任期后将获得再参加两次总统大选的权利。修宪公投日期被定在 4月 22日，可以说一切都按照普京政权的预定计划进行，内政的新调整蓄势待发。

        新冠病毒在俄罗斯的蔓延彻底打乱了普京政权的部署。新冠疫情最初在中国爆发时，俄罗斯的反应不可谓不快。但是，从三月疫情在欧洲蔓延开始，俄罗斯的防疫形势急转直下，新冠确诊人数从三月底开始迅速上涨，疫情在全俄多点开花，首当其冲的则是与外界交流最为密切的首都莫斯科。

        在俄罗斯疫情防控领导机构的设置方面，政权最初选择将防疫应对的中心设在联邦政府，继而成立了由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领导的国务委员会抗疫工作组。总统普京及其行事权力的重要机构总统办公厅在这场抗疫斗争中则显得相对超脱。而负责重大事项决策协调的联邦安全会议也未成为防疫指挥的核心。这样进行防疫领导机构设置的原因可能在于，政权希望尽可能将总统普京从具体的防疫决策指挥中抽离开，从而在疫情形势恶化和需要采取可能引发民众不满的防疫措施时起到保护其民望的作用。这样的逻辑同样在疫情期间俄罗斯的中央 -地方关系上有所体现。疫情期间，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削弱地方自主性和各种资源的俄罗斯中央政府，居然将防疫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权完全交给了地方。但实际情况却是，长期以来听命于中央，并且执政目标被设定为确保政权安全，提供合适的选举结果的地方政府难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不少联邦主体的政府既缺乏自主决策的能力，也缺乏独立执行防疫政策的相关资源和手段。政权一反常态，将权力下移的表现，可能包含着将责任同时下移的考量。然而，这样的政策内含着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地方政府如果在抗疫斗争中表现优良，则可能获得与中央无关的民望和合法性，这是政权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如果地方政府由于缺乏足够的能力和资源，而导致抗疫失败，将权力下放的联邦中央同样难辞其咎。

        本文从疫情期间俄罗斯防疫领导机构设置和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两方面出发，初步论述了其中的“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截至目前的情况看，疫情暴露出俄罗斯国家治理当中所存在的不少问题。正如学界之前的观察一样，其国家治理水平是比较低的。疫情尚未结束，这样的考察当然也非常初步。但是，对疫情当中国家领导体制和中央 -地方关系的探索，毫无疑问能为我们展现一幅俄罗斯国家治理更为深入全面的画面。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美关系一直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于双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存在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如何对中美关系进行准确定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准确的战略定位能给两国带来结构的稳定性，使得中美政治结构能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连续性，让中美两国在可控的范围内进行互动与博弈，避免中美关系出现大的波动与后退。

        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仍然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中美博弈关系的定位，无论其是“敌”是“友”，还是非“敌”非“友”，其关系构建的立足点均是各自的国家利益所在。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中美两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本质上来说，国际关系是一种各国对利益进行博弈的关系。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立场，中美两国间的博弈依然会很激烈。如今的中美关系可以大体形容是老大和老二的关系。按照西方学者的传统观点，中美之间有可能会出现“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说，在权力实现转移的过程中，中美关系会发生激烈摩擦，出现中美之间的负和博弈，但从总体来看中美两国博弈的底线会遵循“生存与允许生存”，中美之间的博弈关系是一种洛克式博弈的关系。

        中美之间的洛克式博弈其实有一个范围域，它的上限是合作大于竞争，实现中美间的合作与和平，进而实现互利双赢；下限是激烈竞争，其彼此博弈接近于两国之间爆发暴力冲突的边缘，甚至进入边缘性战争甚至是代理人战争的境地，这也就是中美洛克博弈的底线，其未来的演进方向是形成中美洛克式政治结构。在中美洛克式政治结构之下，中美两个核国家的政治关系被置于“维持自我生存和允许对方生存”的状态之中，合作与竞争并存是主要内容，但暴力冲突会严格控制在有效范围之内，受核武器制约，彼此被彻底毁灭的结果让双方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洛克式政治结构并不能杜绝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冲突，但这些矛盾和冲突将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会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不至于失控。因此，中美战略博弈的理论性框定可以用“洛克式博弈”这个概念来统领。

        梳理一下中美博弈的历史，中美博弈方式经历了从霍布斯式博弈（如中美之间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到洛克式博弈（中美建交之后中美关系）的演进过程。中美洛克式博弈所涵盖的内容有比较丰富，其中既包括了中美博弈的底线（生存与允许生存）、也包含了中美负和博弈的内容（如中美发生局部或代理人的战争）、同时也包含了中美之间零和博弈的内容（如进行“温战”或“凉战”）、中美非零和博弈的内容（不冲突、不对抗）、中美正和博弈的内容（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所提出的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如果用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描述来形容中美洛克式博弈，其合理的表述是：中美之间有斗有合，但斗而不破、斗而不亡，最后的演进趋势是合作共赢。总体而言，中美洛克式博弈之学理定位的分析一方面可以更广泛地涵盖中美关系不同层次的复杂内涵；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通约性，在学理上可以更好地解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变动性与多元性。把中美关系纳入洛克式博弈分析的框架，这将有助于我们确定并把握中美政治定位的这个“锚”。

        据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统计，截至2019年2月，有156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市值达1.2万亿美元。我国持有美国国债 1.1万亿美元。我国有专家估计，加上在美国房市投资，仅此三项我国在美国的金融资产就可能超过3万亿美元。此外，我国存在美国黄金 600吨，约占我国现有黄金保存量的三分之一。我们要吸取很多国家遭受美国挑起 “金融战”导致巨大损失的教训，要采取有力措施应对美国挑起 “金融战”的冲击。70多年来，美元霸权得以延续，美国一再挑起“金融战”，得到以下因素的强力支撑。

        一、美国控制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

        世界银行行长一直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长期由欧洲人担任，实质上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都由美国控制。

        二、美国向各国征收“铸币税”

        美国利用美元“过度特权”向各国征收“铸币税”。美国印制一张百元美钞的成本区区几美分，但其他国家为获得这张美钞必须提供相当于 100美元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

        三、美国主导全球贸易特别是控制石油市场

        迄今世界贸易的 60%以上仍以美元结算，特别是179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世界步入完全信用货币时代，由于美元仍是世界主导货币，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完全可以印发美元弥补。

        四、美国控制国际支付系统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网络，全世界有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参加。作为美国经济制裁的一环，朝鲜和伊朗等国的银行已从这个国际结算网络中被排除。

        五、美国进行“钱生钱”炒作从中牟取暴利

        截止 2018年底，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仍占 61.69%，全球逾 80%的金融交易仍以美元进行，87%的外汇市场交易亦然。在每天五万亿美元外汇交易中每十交易有九笔涉及美元。这么美元从哪里来的呢？美联储不停印发。

        六、美国是最大的货币操纵国

        早在 1971年，时任尼克松政府的财长约翰 ·康纳利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这句话至今未变。30多年来，美国一直是最大的货币操纵国。无论美元升值还是贬值对美国都是利大于弊。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我们要加强研究美国金融政策和美元霸权变化趋势，吸取越来越多国家减少对美国金融市场依赖甚至“去美元化”的经验，采取有力措施应对美国挑起 “金融战”的冲击。

        七、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一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三是研究与试点使用数字货币。四是增加在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

        八、积极参与和扩大双边与多边贸易本币结算

        美元霸权、美国无理制裁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被迫减少对美元依赖甚至“去美元化”。专家们指出，美国无理对很多制裁正在迫使各国加速远离美元结算体系。

        九、逐步减持持有美国国债

        我国持有美国国债仍有 1.1万亿美元，我们要逐步减持持有的美国国债，我国在美国进行各种投资，都要有风险意识和有效防范风险，维护金融资产安全。

        十、逐步实现外汇储备多样化

        我们要逐步实现外汇储备多样化，特别是要增加资源储备。欧洲国家已把储存在美国的大部分黄金运回国内，早在 2016年，德国已把储存在美国的 1690吨黄金运回国内。我国储存在美国的 600吨，约占我国黄金保有量的三分之一。我们要采取措施，逐步将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国内。

        十一、亚洲国家加强区域金融合作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国家一直在加强和扩大区域金融合作，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和应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

        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并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强合作，我们就能有力应对美国挑起的金融战。

        病毒疫情在全球扩散以来，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污名化、妖魔化中国，造谣生事，胡作非为，致使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媒体纷乱的评说中，我们也能见到一些美国著名学者发表的比较清醒客观的论述，从中可以产生不少涉及如何认识中美关系的联想和启示。

        例一：6月 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奈的文章《与中国的合作无法避免》。

        例二：6月30日，著名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 ·福山接受《新京报》专访，他不认同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妖魔化中国。

        例三：6月 30日，香港《南华早报》网站刊登题为《为什么美中供应链脱钩将更多是呜咽，而非巨响》一文，作者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育川（他曾在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和多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公司担任顾问）和该研究院初级研究员杰里米 ·史密斯。文章的要点是不赞成夸大美中脱钩。

        例四：7月 8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发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和平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 ·加茨克教授的文章《中国没有制造新冠病毒去攻击美国及其他任何国家》。

        以上四则信息说明，美国学者尽管存在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有人甚至维护、宣扬过冷战思维；但当他们一旦摆脱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争议，不带偏见地观察世局，同样也可以对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得出比较公正的答案。

        我们共产党人在观察、研究和判断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时，毫无疑义，更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里提出四方面的思考。

        其一，观察与研究国际关系，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这既是立足点、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其二，研究国际问题，要运用唯物辩证法，不能孤立地看问题。

        其三，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会截然割裂的。

        其四，必须保持国家利益的大局观和清醒的头脑，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窠臼，弄清挑战与机遇的关系。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日前说，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 ·姆努钦已向欧洲四国财长发函，提议暂停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框架下就统一征收跨国企业数字税方案的谈判，理由是“世界各国政府目前正集中应对新冠疫情和安全重启本国经济”。

        自去年 7月法国颁布向外国互联网企业开征数字税新法之后，法美针锋相对，动作频频，一时间两国关系风高浪急。法美数字税之争，不仅事关数字经济产生的新经营模式、互联网企业面临的税收挑战、贸易争端与税收纠纷关系，还涉及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方案等诸多问题。法美数字税之争由来及前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新经营模式催生法国征收数字税新税种。

        二是法国开征数字税的底气何来。首先，法国此举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其次，法国并不孤单。法国此举得到英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等诸多个欧洲国家的支持。最后，法国占据道义制高点。

        三是数字税或将断了爱尔兰生财之道。

        四是数字税动了美国奶酪，引发美强烈反应。

        五是 OECD为解决 BEPS发挥的作用。

        六是 OECD能否提出“可接受”的全球解决方案。

       从熟悉情况，掌握政策工具的角度来说，由 OECD牵头承担此项工作是不二选择。然而，除 OECD成员国外，参与此项工作的还有非 OECD的 G20成员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总计约 130个国家和管辖区。所有参与方都各有各的利益、经济特点和税收制度，而美欧矛盾尤为突出。 OECD是坚持国际税收的公平公正规则，提出一个税收和经济同步协调增长的全球方案，还是为取得所有成员国都能同意的“最大公约数”，通过降低改革的目标，形成一个兼顾各方利益妥协的方案？最终出炉的方案能否为各方所接受，平息欧美数字税之争，还需观察。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正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承认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中国参与和主导成立的经贸组织、论坛和多边机制正在有序推进。习近平主席于 2013 年宣布“一带一路”倡议时，重新唤起人们对那段繁荣历史的回忆。中国今日的巨变和成就总能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影子，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到那个让它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很早就将中国与欧洲大陆联系在一起，分处于丝绸之路的两端，中国与欧盟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应该是天经地义，也是必然选择。

        一、中国和欧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现状

        （一）欧盟总体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1.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亚洲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互联互通

        2. “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弥补亚欧大 陆中间地带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3. 中国公司凭借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成为沟通中欧关系的纽带

        （二）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稳步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日益受到欧盟重视，中国崛起给欧洲带来的是机会多于风险。

        （三）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日益走向深耕细作

        （四）中欧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拓宽走稳

        二、欧洲主要核心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欧盟不是一个联邦国家，欧盟成员国可根据自身意愿推行本国政策。欧洲内部面临各种挑战，很难实行统一的对外政策。欧盟成员国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和英国脱欧造成的混乱，使得欧盟自身如果不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其一体化的步伐很难取得实质的进展。但欧洲各主要核心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普遍比较重视。

        （一）行稳致远型

        1. 意大利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与中国加强港口经济合作

        2. 黄金合作型：中西、中葡的全面合作进入黄金朝代

        3. 深耕细作型：中国和希腊合作成熟稳健

        （二）合作意愿加强型

        1. 中国与德法两国的合作稳步推进

        2. 成效显著型：中英“一带一路”金融 合作效果明显

        三、中欧未来合作前景展望

        （一）欧亚互联互通设想与中国“一带一路”实现对接，未来将为中欧的健康发展起到压舱石作用

        （二）中欧通过绿色能源合作，为未来践行绿色“一带一路”起到引领作用

        （三）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科技合作，未来为中欧关系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

        （四）中欧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将是未来中欧关系良性发展的推进器

        （五）中欧将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和“卫生健康丝绸之路”具有合作潜力和空间

        四、中欧共建“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一）欧盟视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系统性竞争对手

        （二）美国成为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三）欧美日加强在重新制定世界经济贸易规则的沟通与协调以对中国形成制约

        （四）英国脱欧对欧盟的对华关系产生影响

        （五）欧盟自身决策体系束缚

        总之，中国与欧盟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与欧洲关系不存在着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这通常被认为是欧中之间重视双边关系的正当理由，并解释贸易在欧中关系中的中心作用。自2008 年欧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贬值的推动下，欧洲正在去工业化。如意大利、葡萄牙、法国和英国为中国企业在汽车、食品、能源、交通、奢侈品、娱乐和旅游等领域提供了机会。中国重视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双方已经开始涉足新的合作领域，承诺在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开展合作。特别是新冠疫情后中欧在全球公共卫生健康治理和共同的经济援助机制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前言：英国在中东 “分而治之”战略的缘起

        英国“在每一个殖民地里进行分化，利用这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 ”这就是英国外交政策惯用的“分而治之”战略。这其中，中东地区就是英国 “分而治之”战略的重要试验田和牺牲品。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围绕相关话题已有一些探讨， 但专门研究这一话题的著述仍不多见。笔者不揣学浅，尝试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在中东 “分而治之”政策的主要表现

        （一）蚕食、分裂并最终瓦解奥斯曼帝国

        （二）在中东国家间制造纠纷和矛盾

        （三）扶植以色列在中东建国

        英国“分而治之”殖民遗产对中东的负面影响

        （一）缺乏“核心国家”使中东地区陷入长期动荡

        （二）阿拉伯国家相互间纷争不断，地区矛盾层出不穷

        （三）阿以冲突成为中东的“世纪争端”

        英国在中东地区实施“分而治之”政策的动因及后果表明，西方大国在伊斯兰世界频频分疆裂土，归根到底是霸权逻辑的必然产物。一个软弱、分裂的阿拉伯世界，显然有利于西方大国对中东的霸权统治。只要霸权主义存在一天，中东地缘版图分裂就可能持续下去。事实也是如此。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并基本继承了英国的地缘传统。美国作为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海权国家，其在欧亚大陆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出现潜在挑战者，阻止欧亚大陆内部整合。为此，美国总是想方设法在欧亚大陆制造纠纷、动荡、冲突，以便使美国从容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

        冷战时期，美国主要针对对欧亚大陆“巨无霸”苏联采取遏制政策，并最终通过鼓动民族分离的方式，促成苏联轰然解体。冷战结束后，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家又希望“欧亚大陆巴尔干化”，从北非 -中东 -高加索 -中亚 -印度的欧亚大陆，变成相互征战的黑洞。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世界成为美国新的遏制和分裂对象。尤其 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更是将该地区锁定为“改造”对象。“分而治之”就是惯用伎俩之一。2011年中东剧变后，各国教派和部族矛盾凸显，西方武力干涉又使利比亚和叙利亚陷入乱局，中东再度面临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地缘版图的破碎化，固然使西方大国进入中东的门槛和阻力变小，但与此同时，由于中东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力量林立，使外部大国很难找到可以依赖、长久稳固的战略支撑点。在某种程度上，中东政治就像流沙一样，成为诱惑大国称霸，进而又埋葬大国霸权的坟墓。

        蔡英文顺利连任，预示着“后蔡英文时代”民进党党内权力与资源争夺的开始，各派系与势力开始积极布局，争权夺位、掌握资源成为当前党内主要矛盾。

        民进党是一个典型的草根性政党，派系斗争强烈。目前党内各派系与势力围绕各县市地方主委与中央党职选举、可能罢韩后的高雄市长选举、2022年地方选举甚至 2024年领导人党内初选等展开日趋激烈的争斗。其中，派系利益与人事布局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矛盾，但尚无政治路线、两岸政策之争矛盾。这类激烈的党内矛盾与斗争不会影响民进党对外尤其是对抗国民党与大陆的高度团结。目前党内矛盾与斗争只是茶壶里的风暴，不会掀起太大的政治风浪，蔡英文强势风格与一言九鼎的权威可以完全掌控党内纷争，不会影响政权与政局稳定。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发表连任就职演说，开篇首句就强调“作为共同体的台湾”，颇有与大陆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两岸命运共同体”进行对抗的意味，更深层的目的是要激发岛内民众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台湾人意识”，从身份认同上“内造台独”，制造无需“宣布台独”却已“完成台独”的“事实台独”。李登辉曾在其最后任期抛出两岸属于“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声称“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目前蔡英文也已进入执政最后任期，毫无连任压力可言，而且手中大权在握，缺乏在野党强力制衡，完全有条件更有能力重走李登辉“激进台独”老路。此外，受岛内民粹政治当道、经济增长乏力、社会民意撕裂等多种因素影响，蔡未来有可能会陷入“第二任期魔咒”，即因民意支持度过低而提前跛脚，届时蔡为自保也为提振民进党士气，有可能剑走偏锋，在“台独”问题上“不踩刹车”反而“猛踩油门”，通过挑衅大陆、破坏两岸和冲撞国际来拥抱绿营基本盘。历史殷鉴不远，未来蔡英文是否会集合岛内党政资源，以全政府的模式来推动“台湾共同体”论述向“台独论述”蜕变，以更加赤裸和激进的方式落实“台独”，触碰《反分裂国家法》，导致两岸关系被“极限引爆”，值得两岸各界高度警惕。